内容提要: 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有关道路交通事故作出了细致完备的具体规定。通过对我国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与相应建立起来的汽车责任保险制度的具体研究，充分认识我国道路交通发展的现状与特点，探索我国道路交通及汽车责任保险制度的发展、完善途径，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从道路交通事故中民事责任的归责说起

（一）归责原则的立法采用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道路交通发展规模日益扩大，然则道路交通事故却有增无减。对道路交通事故所导致的赔偿责任进行准确确认与归责，对解除争端纠纷、及时赔偿损害、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及社会的稳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道路交通事故的归责原则，是指确认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归属所必须依据的法律准则，即依据何种标准来确定道路交通事故中的民事责任[1]。

我国《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10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在事实上确立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指行为人只要给他人造成了损害，不论其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都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律规定的由受害人故意和不可抗力造成损害事实的除外）。有的学者认为，《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的高速运输工具造成他人损害，应当包含道路交通事故，进而认为我国立法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采无过错责任原则[2]。

刚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以下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承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能够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这明确了我国现行立法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采过错推定原则，且1991年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19条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也是采用的过错推定原则，即当事人对民事责任的承担以有过错为要件。过错推定原则在很多国家都已经被广泛采用。

（二）无过错责任原则与过错推定原则的比较分析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一种客观原则，强调以客观损害事实的存在为归责依据，事实上既不排斥亦不注重当事人在主观上是否存有过错，“无损害即无责任”，但同时若造成了损害，则不论是否具有过错，又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最大好处在于能及时有效地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使受害方的利益得到较好的维护，同时无过错责任原则亦能有效提高当事人对造成损害的警觉和预见程度，减少损害事实出现的几率。但是，无过错责任原则又存在不完善之处，比如，在由于道路状况、行人过错等原因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过程中使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就不能完全有效地维护致害人的利益和保证其公平地位。

过错推定原则是在民事责任领域中运用的概念，它是指在因果关系存在的基础上，根据法律的规定或案件的需要，由审判人员推定加害人具有过错，若加害人不能提出反证推翻对其过错的推定，则应承担民事责任[3]。这亦说明了过错推定增大了受害人要求获得赔偿的成功机会，是有助于保护受害人利益的。过错推定原则仍以过错责任为基本内容，实际上是过错责任的具体运用，过错责任体现了一种个人责任（自己责任），同时，过错责任又是一种主观责任，过错责任促使人们在行为时充分考虑到行为的危险性，通过提高注意程度来避免过错行为可能导致的责任，从而起到了减少损害发生的作用。

这两种归责原则都是责任方式客观化的结果，而且都以扩大法律救济为宗旨，体现保护弱者的法律精神，二者在指导思想、归责方式上都有着根本的一致性。但是，在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归责上采取过错推定原则则较为妥当[4]，这也是与实际立法相吻合的。

    二、责任保险与汽车责任保险制度

（一）责任保险及其与民事责任功能的内在矛盾

1、责任保险及其社会功能

自十九世纪初期降生法国以来，责任保险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在欧美国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有关责任保险在我国法律法规中亦有相关规定，根据我国《保险法》地49条第2款的规定，“责任保险是指被保险人因过失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亦即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因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进行赔偿的保险。如汽车肇事、轮船相撞、医生误诊等，造成他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车主、船主、医生等责任者，应对受害人负经济赔偿责任，如果这些责任者投保了相关责任保险，即可将该项赔偿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相应予以赔偿。

责任保险最显著的功能在于填补损害功能，即填补被保险人的财产和利益所受到的直接损失与被保险人因为承担赔偿责任而受到的消极损失。正因为此，责任保险有助于消除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上的损失危险而具有利用价值[5]，同时，责任保险有助于维护第三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妥善处理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维护社会的稳定。通过责任保险，保险公司可承担相当一部分被保险人对受害人的民事经济赔偿，这有助于受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自然也有助于责任的分担与纠纷的处理。

2、责任保险与民事责任制度社会功能的冲突

民事责任具有补偿、惩罚和教育的社会功能。责任保险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侵权行为法的社会作用，使法院在决定某些侵权责任的根据时，常常考虑的不是行为人的主观过错，而是行为人有无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6]。在补偿受害第三方的损害方面，责任保险无疑是有着积极作用的，而且责任保险亦有助于补偿被保险人的财产或利益所受之损失。但是，保险公司依据责任保险的规定对被保险人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进行赔偿，被保险人自身实质上所需要承担的经济赔偿就大大减少，这样也就减轻了作为致害人的被保险人所承担的赔偿压力，虽然作为致害人的被保险人依法所应承担的行政处罚、刑事责任并不会因此而受到实质上的影响，但是对其实施的经济制裁的力度却会相应减弱。因此，依法对因实施损害行为造成损害事实的作为致害人的被保险人所给予的惩罚在总体上而言就自然会减轻。这不利于维护平等社会主体的公平地位。同时，由于惩罚功能的被削弱，势必造成对致害人警示、告诫作用的弱化，淡化致害人的责任意识以及对损害行为和损害结进行警觉预见、以避免或减少事故发生的意识。这就难以达到通过对民事责任的合法承担对致害人进行有效教育的目的。

（二）我国汽车责任保险制度及其缺陷研究

1、汽车责任保险

即使在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汽车设计制造和维护技术进步、安全措施不断加强的前提下，道路交通事故仍然频繁发生，说明了道路交通仍然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往往经常出现受害人损失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或者加害人无力为伤者治疗、进行善后处理的情况，汽车责任保险便是解决这类问题的“钥匙”。汽车责任保险是一类强制责任保险（又称法定责任保险），所谓法定责任保险，是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对保险领域内契约自由的一种约束和限制。在我国汽车责任保险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汽车责任保险是责任承担社会化的一种表现，从本质上讲，汽车责任保险就是将由于造成道路交通事故而应承担的个人责任在一定程度内推向社会，使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损失能够由更多的可能成为加害人的人（潜在加害人）来共同承担，并以这一手段加强了责任保险的损害填补功能，使受害人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保护[7]。

《安全法》第17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法律还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扣留车辆至依照规定投保后，并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交纳的保险费的二倍罚款，罚款全部纳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这表明我国将普遍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且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定期安全技术检验相挂钩。有关这一制度，《安全法》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再由当事人予以赔偿。因而，一旦道路交通事故发生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时，保险公司即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对受害人予以赔偿，就能够使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应获得之经济补偿得到保障，有助于对伤亡治疗处理的进行，维护了作为社会弱者的受害者的利益，同时，这也减轻了作为致害人的被保险人的经济负担，可以使致受害双方都较易于从赔偿造成的损失和事故造成的损害中得以恢复。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设立，在功能和效用上与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具高度的一致性。《安全法》第75条规定，医疗机构对道路交通事故中受伤人员进行抢救的费用超过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或责任者未参加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或责任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首要功用就在于维护受害者的利益，同时亦缓解了依法必须履行赔偿责任的当事人的经济压力，下面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2000年1月4日，张家港市德积镇的尤锦荣驾驶小货车在江阴与一摩托车相撞，致摩托车主吴某重伤。事故发生后，经公安交警部门认定，尤应该负事故全部责任，经江阴市法院判决，尤应赔偿吴某各类经费总和33万余元，货车车主德积镇长明村委会负连带责任。然而，尤一贫如洗，长明村亦为经济困难村。至2003年6月尤履行了68500元执行款后，赔偿陷入穷尽地步。受委托执行判决的张家港市法院后寻求司法救助途径，从自2003年7月始设立的“特困当事人案件执行基金”中拨付17万元对吴某予以赔偿，由于吴某所在单位主动承担10万元，该案的责任赔偿才宣告结束。

2、汽车责任保险的缺陷分析

如上所述，责任保险与民事责任制度的社会功能有其相矛盾的一面，即责任保险削弱了民事责任制度的惩罚有教育的社会作用。汽车责任保险亦不例外，汽车责任保险亦有其固有的缺陷。

首先，酒后驾车等违反交通法律法规的故意行为广泛存在，不利于汽车交通责任保险的正常发展。、

汽车责任保险赔偿应主要指被保险人由于过失造成致人损害的保险赔偿，但是由于某些故意所导致的致害人致第三者人身伤亡或财产受损的现象的存在，出于保障和维护受害第三者的利益的目的，这类故意行为往往也成为汽车责任保险的对象。最典型的就是酒后、醉酒驾车，与其相对应的“非常事故特约损失险”（即“酒后驾车险”）亦是一种责任保险，该险种的根本目的也是保护交通事故中的受害人能够有效得到经济赔偿，它承担了一部分驾驶人违法驾车造成交通事故后的民事赔偿责任，有利于受害第三方的权益保护，并不因此而影响驾驶人依法所应承担的行政处罚或刑事责任。

对违反交通法律法规的故意行为进行责任保险，有以下几个弊端：其一，机动车驾驶员造成事故所承担的责任较轻，其交通安全意识可能会随之淡化且交通违章现象增多、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增大，甚至会导致屡犯交通法规现象的大量出现；其二，若屡犯交通法规现象的大量出现，责任保险的保险人一方所承担的保险赔偿负担会加重，对交通责任保险业的运作与发展形成负面影响。若交通事故频繁发生、被保险人屡犯交通法规造成事故损害，保险公司则须按照责任保险的保险限额规定相应一一予以赔偿，保险公司保险赔偿发生频率自然上升，这对保险公司而言就构成了沉重的赔偿压力，并影响到事故责任赔偿社会化的真正实现。

其次，汽车责任保险强化了事故损失赔偿的有效性，保险赔偿可能刺激以诈骗保险赔偿为目的的违法犯罪行为的滋生。例如下面的案例：

据北京警方透漏，2002年7月25日晚，王昌凯、王昌盛伙同魏某、梁某4人，从王昌盛开的一家汽车修理厂中开出事主送修的3辆机动车，在月坛桥下进行碰撞，伪造连续尾追事故，事后到保险公司诈骗保险金2万余元。2002年12月7日凌晨，王昌盛将送修的一辆奔弛车开出，在西城区积水潭桥下故意与中心隔离带正面相撞，后到保险公司索赔26万余元。现已初步查明，王昌凯等人利用交通事故诈骗保险多达90余次，诈骗保险金额巨大。该诈保犯罪团伙5名犯罪嫌疑人无一漏网。

诈骗保险赔偿行为的动因在于非法获取和占有巨额保险赔偿。责任保险协约的存在即投保了相应的责任保险，就使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因损害行为造成的损害承担相应的保险赔偿义务，如果被保险人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成立，则保险人就应该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不法分子往往通过非法伪造交通事故等手段来制造“损害事实”，骗取保险赔偿。上述案例的类似犯罪行为亦时有发生，这对我国汽车责任保险制度构成了挑战。

（三）完善汽车责任保险制度探略

汽车责任保险在我国的发展尚处于上升阶段，由于受法制环境、市场机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汽车责任保险制度有待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为实现我国汽车责任保险制度的完善和规范化，以使其在改革开放、服务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我国道路交通和汽车责任保险业的有序发展和法制化进程而作出有益的探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针就我国道路交通和汽车责任保险制度的现状和特点，汽车责任保险制度应注重以下方面的改革与完善：

1、建立健全差别保险费率浮动机制，完善保险规则体系

差别保险费率浮动机制将交通违章、交通事故和保险费直接挂钩，旨在通过对车险费率的浮动控制来增强驾驶员的交通安全意识，改善交通环境。要不断推进、深化和完善车险费率浮动机制，一是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车险条款、费率针对交通违章、交通事故、保险赔付率高的机动车驾驶员与安全行驶好的分别实行相应的奖优罚劣机制。二是根据车型、车辆使用性质、道路交通事故及交通违章状况等调整现行车险费率，尤其是对交通事故发生率、交通违章率、保险赔付率高的高风险车辆，要充分发挥车险费率的杠杆作用，强化费率差异性，使费率水平能更加准确地体现承保风险，高风险高费率，真正维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汽车责任保险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在实行强制责任保险的环境下，在保险规则中针对酒后驾车等违反交通法律法规的故意行为采取不计免赔额、追偿等处理方式，则被保险人或肇事者不仅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还要偿还保险人已经支付的赔款，那么被保险人或肇事者在酒后驾车肇事案件中就不可能获得实际的保险权益。当然，追偿的有效亦需要程序和规则的保障。

2、加强道路交通管理，充分发挥行政管理、刑事制裁的作用

《安全法》对有效加强公安交管部门对道路交通的管理作出了具体的明文规定，同时，明确规定了严重违反交通规章的行为必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和制裁。例如《安全法》第91条规定，饮酒后驾车的，处暂扣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醉酒后驾车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完善的行政交管体系和相应的刑事制裁规定既有助于对违法违规行为特别是诈骗保险赔偿等犯罪行为进行制裁，又起到了教育和提高行为预见的作用，客观上可以促进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下降，较好地维持道路交通秩序。

3、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措施

对道路、停车场和道路交通配套设施科学规划设计，提高建设质量，减少和避免由于道路状况、设施问题等原因所导致的事故发生，同时加强道路交通安全措施，提高抗事故能力。

4、健全法制，加强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

通过科学立法完善、健全道路交通法律法规体系，真正实现有法可依，为道路交通及相关建设提供坚强的制度保障。同时通过有效途径及时宣传有关道路交通法律法规，采用多种形式推进有关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教育，以实现公众对有关道路交通法律法规的普遍认识和积极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