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具体区别

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都是侵犯财产罪的罪种，两者有很多相同之处，区别起来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当以欺诈的手段实行敲诈勒索时，认定起来比较困难，理论上也存在争议。正确区分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依据犯罪构成的理论，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有以下区别：

（一）犯罪客体不同

诈骗罪侵犯的客体，可以是简单客体，也可以是复杂客体。而敲诈勒索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不仅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还侵害了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其他权益。

（二）犯罪客观方面不同

　　敲诈勒索罪客观上表现为以威胁或者要挟方法，强行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敲诈勒索罪的基本构造是：行为人以不法所有的目的对他人实行威胁——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做出处分财产的决定——行为人取得财产。而诈骗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利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公私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具体而言，敲诈勒索罪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使被害人产生畏惧心理，从而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愿的情况下，当场或依据行为人限定的时间将财物转让交付给行为人，被害人交付财物是一种因为胁迫而产生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行为。而诈骗罪客观方面表现为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产生认识上的错误，“自愿”将财物转移、交付给行为人或免除其归还的义务，被害人的行为是一种因为欺诈而产生的意思表示不真实的行为。

（三）构成犯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具体标准不同

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都是数额犯，但两者构成犯罪数额的具体标准不同。诈骗罪中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根据2000年5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对敲诈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规定如下：1.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2.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巨大”，以1万元至3万元为起点。

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的具体认定

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都含有“诈”字，但意思不同。敲诈勒索罪中的“诈”字，并非诈骗之意。在敲诈勒索案件中，有的可能含有欺诈的处分，但这并不是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要件。例如，甲给乙的父亲写信，谎称乙打了自己，必须在3日内赔偿他2万元，如不答应，日后一定要杀死乙。甲虚构了乙打他的事实，具有欺骗性，但是，他并不是靠欺骗方法蒙蔽了乙的父亲，使其自愿交付2万元，而是以杀乙相威胁，企图迫使乙父交付2万元，应定为敲诈勒索罪。由此可见，以上二罪都是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受蒙蔽而自愿地交付财物，还是用威胁或要挟方法，迫使被害人因恐惧而被迫交付财物。 

通过对下面二则案例的分析，进一步说明了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的认定：

【案例31】

江苏省盱眙县农民张桂洪发财有“术”，最终因搭乘摩托车假摔敲诈钱财，于１０月２１日被张家港市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2004年１０月，张桂洪的老乡因为搭乘摩托车摔伤了脚而获得赔偿几千元钱。张桂洪受此启发，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０日晚，伙同他人在张家港市金港镇搭乘张某的摩托车至一小路口转弯时，张桂洪假装从摩托车上摔下，之后以摔伤为由，对张某进行言语威胁，向张某敲诈人民币３０００元。同月２２日晚，张桂洪等人搭乘白某的摩托车时，采用上述手段又对白某敲诈１６５０元。今年７月１５日晚，张桂洪伙同他人在搭乘谢某的摩托车时，以脚被碰伤为由，欲敲诈谢某１０００元。谢某发现张桂洪安然无恙，毅然将其扭送至公安机关。 

我们认为，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张某，虽然采取虚构“受伤”的诈术，但目的是使受害人产生受到威胁，精神上受到强制，进而产生恐惧心理，从而被迫交付财物，达到敲诈勒索的非法目的，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人民法院判决张某敲诈勒索罪是正确的。

【案例32】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０日，许某因其４岁的儿子许某某走失，在当地四处张贴悬赏５万元人民币的广告。同年１０月２５日下午，张某在当地一电线杆上发现此悬赏广告后顿生歹念，于次日上午，利用公用电话拨通了许某的手机，谎称许某某在其手上，要求许某给其指定的建行账号汇款２万元人民币。许某提出听听儿子的声音为先决条件，双方约定当日下午再通电话。许某接完电话后就向公安机关报警。当晚，张某再次用公用电话拨打被害人许某的手机，要求许某将２万元人民币汇入其指定的账号，否则再也甭想看见小孩。张某在挂断电话时被公安机关抓获。

分歧意见：对于本案的定性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因为张某声称“再也甭想看见小孩”属于敲诈勒索罪的恐吓行为，足以使许某产生恐惧，并有使许某基于恐惧而交付财物的可能。第二种意见认为，张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因为张某要求被害人许某交付财物的前提——“小孩在其手上”乃是虚构的事实，其目的是骗取许某的钱财，故其行为只能成立诈骗罪。 

　　我们认为，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构成诈骗罪（未遂），同意第一种意见。张某虚构“孩子在其手中”的事实，目的是为了骗取受害人的悬赏金；虽然使用“再也甭想见到孩子”之类的威胁语言，但并不影响其诈骗的主观意图和骗取悬赏金的真正目的。如果受害人许某因此交付财物，许某并不是因受到勒索而使精神受到威胁交付财物，许某是兑现找到孩子的悬赏诺言，自愿交付财物。因此，张某的行为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构成诈骗罪（未遂）。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张某谎称小孩在其手上符合诈骗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客观构成要件。本案中张某手上没有小孩是事实，其告诉许某“小孩在其手上”固然是欺骗，而告诉许某“再也甭想看见小孩”同样也是欺骗。因为前提是虚构的事实，建立在前提上的推论同样也是虚构的事实。而抛开前因后果脱离实际案情，孤立地凭张某说过“再也甭想看见小孩”的话就认定张某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论断是片面而不可取的。

其次，张某告知许某“再也甭想看见小孩”的诈言不是敲诈勒索罪的恐吓行为。诚然，敲诈勒索罪要挟的内容也可以是虚构的事实，但该要挟内容必须现实地使被害人产生畏惧感，不可能使被害人产生畏惧感的“威胁”不是敲诈勒索罪的要挟。不可否认，“再也甭想见到小孩”足以使一般人产生恐惧心理，但本案中张某告知的诈言并没有达到精神强制许某的程度。因为，既然是许某主动四处张贴悬赏广告，对于领回小孩须兑现交付5万元人民币的承诺必然有心理准备。许某提出先听听儿子的声音作为交付财物的先决条件，也正表明其既有心理准备，同时又戒备张某欺骗，因而提议采用听声音的方法来证明儿子确实在张某手中。因此，既然张某的诈言不可能使许某产生畏惧感，那么其行为也就不能认为是敲诈勒索罪中的恐吓行为，因而不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　　

最后，许某张贴悬赏广告的先前行为决定了张某不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如果张某手中真有小孩，根据民事法律的相关规定，许某负有履行悬赏广告承诺的义务，应当交付张某提出的对价，此时不成立敲诈勒索罪；如果张某手中没有小孩，许某因听信张某的谎言而产生错误认识，并基于错误认识而交付2万元人民币，则张某的行为属于诈骗，也不成立敲诈勒索罪。因此，只有在许某事先没有张贴悬赏广告的情况下，张某的行为才有成立敲诈勒索罪的可能。本案张某谎称小孩在其手上，并提出了明确的财物数额要求，其目的就是使许某信以为真，从而骗其交付财物。而且，张某要求许某交付财物的数额在悬赏广告承诺的范围之内，这也表明张某是依悬赏广告行事。虽然事实上许某没有产生错误认识进而交付财物，但诈骗罪从开始实施欺诈行为时即为着手，被害人是否陷入错误不影响诈骗着手的成立，只涉及既遂与未遂的问题。因此，对张某可以以诈骗罪未遂处罚。综上所述，此案中张某利用悬赏广告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向许某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未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