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让买方凭直达提单向承运人交涉，凭保险单向保险公司交涉。

因为按CIF条件成交，买卖双方的风险转移以船玄为界，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玄后的风险应由买方承担，所以，船方擅自转船造成的损失也应由买方承担。另外，CIF属象征性交货，只要卖方按合同规定在装运港将货物装船并提交全套合格单据，就算完成了交货义务，而无需保证到货。

[案例5]

1987年9月13日，三洋国际贸易公司（下称三洋公司）与江苏省对外贸易公司（下称江苏外贸公司）在南京市签订一项购销制造乳胶手套合同。合同规定：三洋公司向江苏外贸公司出售一套乳胶手套制造设备，价款CIF南通53万美元，其中75％即397500美元以信用证支付，25％即132500美元以产品补偿。此外，合同中还约定了出现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的条款。合同签订后，三洋公司交付了设备，江苏外贸公司支付了75％的货款。后来，双方就设备投产后的产品质量及补偿产品的价格等问题产生争议。为此，三洋公司与该设备的实际用户江苏省滨海合成纤维厂协商，于1988年11月26日签订了《备忘录》，对设备投产后的遗留问题作出规定，并将原合同中以产品补偿货款25％的付款方式变更为以现款方式，于1989年3月30日前分两次支付给三洋公司14万美元。江苏外贸公司作为合同的买方和用户的代理人在《备忘录》上签署了同意的意见。付款期限过后，三洋公司在多次催要剩余货款，江苏外贸公司始终拒付的情况下，于1990年1月19日，依照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1990年11月12日，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江苏外贸公司于1991年１月15日前分两次支付给三洋公司货款132500美元，逾期加计年利率为12.5％的利息。1991年2月21日，因江苏外贸公司未按仲裁裁决履行，三洋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仲裁机关所在地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到三洋公司申请执行书后，经审查认为该申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决定予以执行。该院首先向被执行人江苏外贸公司发出执行通知，后于1991年３月１日派员前去执行。在执行中，被执行人提出，它是代理江苏省滨海合成纤维厂进口设备，该厂是实际用户，产生的纠纷应由该厂承担责任；被执行人并据此拒绝履行裁决中确认的其应当履行的义务。鉴于此种情况，执行人员明确指出：依据双方所签合同，与三洋公司签订购销设备合同的买方是江苏外贸公司，仲裁中的被诉方和裁决中的义务承担方也是江苏外贸公司，因此，江苏外贸公司应当承担和履行裁决义务；并告知被执行人，如不履行义务，法院将强制执行。３月２日，江苏外贸公司将货款及逾期利息共计１38053．96美元和应承担的申请执行费人民币2693．64元，用支票汇往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年４月３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将执行的货款及利息交付申请执行人三洋公司。

[案例分析]

本案是因负有给付义务的一方当事人（被执行人）不履行我国涉外仲裁机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对方当事人（申请执行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案件。涉外经济仲裁是终局裁决，即裁决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也不得再向人民法院起诉；负有义务的当事人应当依照裁决自觉执行；逾期不执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如果被申请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我国领域内，那么申请执行人应当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由于本案是在《民事诉讼法（试行）》施行期间审结的，申请执行人向仲裁机构所在地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予以执行，符合《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是正确的。

[案例6]

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与挪威一公司达成一笔合同，购买9000多吨钢材。1985年3月14日，卖方首先向中技总公司发出电传称“货物已在装运港备妥待运“，要求买方开出信用证。买方于4月19日通过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开出以卖方为受益人，金额为2295000美元的不可撤消信用证后，卖方随即将全套单证提交中方公司；提单上载明钢材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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